1、生命的追问 人性的反思
“全球史观”——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全球史观”正是这种反思潮流的一个代表。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欧美多位历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当然，“全球史观”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中心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无须讳言，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弱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的发展颠覆了这个形象。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恢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泛中国崇www.拜既建立在当时西方与东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方文化的神秘以及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释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心理。
以史鉴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两方面都受到西方压制与影响的事实。物质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2-13题为选择题，请在答题卡“选择题答题区”作答。（12题选对两项给5分，选对一项给2分，多选不给分）
12. 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A. 西方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导致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因此，学术界开始对“西方中心论”展开全面的批判。
B. 按照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观点，“西方中心论”未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C. “中国中心观”是“全球史观”的一部分，因学者受到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其观点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
D. 柯文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中国人自信心的恢复，使一些中国人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E. 斯宾格勒认为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应该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其作品《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13. 下列说法，不能证明“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的一项是 （3分）
A. 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
B.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继承着推崇中华文明的传统。
C. 推崇中华文明不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
D. 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14．依据文章，概括“西方中心论”的内容要点。（4分）
15.“全球史观”在当代中国具有哪些“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 （4分）
参考答案：转载请注明：“中小学作文阅读答案网”
12. A E (A项强加因果，“因此，学术界开始对“西方中心论”展开全面的批判”与原文不符；E项张冠李戴，斯宾格勒认为的是“‘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其作品《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属于无中生有。)（5分）
13. C （C项表述“不完全是”作为论据不够确凿，无法证明观点；从上下文看，本句讲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非偶然”，与前句 “推崇中华文明并非现代学者专利” 句意并列，共同引出下面的结论，二者不是证明关系。）（3分）www.
14. ① “西方中心论”主张自由经济；②主张从欧洲和西方的观点解释历史，采取西方的准绳来决定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重要性；③对西方文明充满信心。（答对一点给1分，两点给3分，三点给4分）
15. ① “全球史观” 破除了对“西方中心论”、“洋教条” 的崇拜，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②一些西方学者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而对西方文明丧失了信心，他们把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指向了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③“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范式的变化，启示我们物质落后，并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或：拥有历史文化自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答对第①②点各给1分，答对第③点给2分，共4分）
2、“全球史观”——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阅读答案
“全球史观”——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全球史观”正是这种反思潮流的一个代表。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欧美多位历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当然，“全球史观”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中心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无须讳言，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弱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的发展颠覆了这个形象。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恢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泛中国崇www.拜既建立在当时西方与东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方文化的神秘以及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释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心理。
以史鉴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两方面都受到西方压制与影响的事实。物质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2-13题为选择题，请在答题卡“选择题答题区”作答。（12题选对两项给5分，选对一项给2分，多选不给分）
12. 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A. 西方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导致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因此，学术界开始对“西方中心论”展开全面的批判。
B. 按照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观点，“西方中心论”未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C. “中国中心观”是“全球史观”的一部分，因学者受到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其观点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
D. 柯文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中国人自信心的恢复，使一些中国人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E. 斯宾格勒认为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应该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其作品《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13. 下列说法，不能证明“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的一项是 （3分）
A. 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
B.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继承着推崇中华文明的传统。
C. 推崇中华文明不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
D. 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14．依据文章，概括“西方中心论”的内容要点。（4分）
15.“全球史观”在当代中国具有哪些“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 （4分）
参考答案：转载请注明：“中小学作文阅读答案网”
12. A E (A项强加因果，“因此，学术界开始对“西方中心论”展开全面的批判”与原文不符；E项张冠李戴，斯宾格勒认为的是“‘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其作品《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属于无中生有。)（5分）
13. C （C项表述“不完全是”作为论据不够确凿，无法证明观点；从上下文看，本句讲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非偶然”，与前句 “推崇中华文明并非现代学者专利” 句意并列，共同引出下面的结论，二者不是证明关系。）（3分）www.
14. ① “西方中心论”主张自由经济；②主张从欧洲和西方的观点解释历史，采取西方的准绳来决定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重要性；③对西方文明充满信心。（答对一点给1分，两点给3分，三点给4分）
15. ① “全球史观” 破除了对“西方中心论”、“洋教条” 的崇拜，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②一些西方学者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而对西方文明丧失了信心，他们把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指向了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③“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范式的变化，启示我们物质落后，并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或：拥有历史文化自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答对第①②点各给1分，答对第③点给2分，共4分）
3、《“全球史观”——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阅读答案及考点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全球史观”——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全球史观”正是这种反思潮流的一个代表。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欧美多位历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当然，“全球史观”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中心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无须讳言，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弱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的发展颠覆了这个形象。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回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泛中国崇拜既建立在当时西方与东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方文化的神秘以及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释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心理。
以史鉴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两方面都受到西方压制与影响的事实。物质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文章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经在中国流行，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西方中心论”。B．“西方中心论”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现实和历史，而“全球史观”则侧重于关注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现实和历史。C．“全球史观”认为，“西方中心论”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历史成就。D．“全球史观”有助于破除中国人崇洋媚外的思想痼疾，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全球史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因为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或个人因素的影响。B．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以“全球史观”的视角重新观察和审视中国就代表着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C．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30年的发展令西方人刮目相看，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和历史。D．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文明走向没落是历史的宿命，只有依托中华文明才能构建和想象未来的世界。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要想客观公正地评价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时代的历史，应聚焦这一国家或地区本身，考察它的哪些历史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B．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已走向没落，因此，应该去关注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C．早在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因为那时中国非常繁盛。如今中国崛起，中华文明再次为世人所推崇。可见，经济实力决定文化地位。D．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更要增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力。
答案：
1.B
2.D
3.C 答案解析： 1.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考点。能力层次为C，考查考生最基础的“分析综合”能力。 “全球史观”关注的是全球，关注的是人类
2.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考点。能力层次为C，考查考生最基础的“分析综合”能力。只是一部分西方学者如此认为，并非西方人普遍认为
3.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考点。能力层次为C，考查考生最基础的“分析综合”能力。与文章第六段“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不符
4、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和解”──《长相思》课堂教学反思
打着我的提灯，
我找到了一个人：
我。
我观察他。
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一个“文本”。按照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文本一旦完成，作者就已经死亡。在这里，对这一命题我权且做一次教学论上蹩脚的迁移：
“课堂教学一旦完成，执教者就已经死亡。”我抛出这样一个观点，意在强调“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当课被执教者演绎完成后，课的意义已经不再为执教者本人的意图所支配，“课”用自己的存在向每一位听课者言说它自己的意义。这个时候，不管你愿意与否，执教者只能将自己转换成听课者的角色重新倾听“这一课”的言说。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有了课后的王崧舟与课中的王崧舟之间的对话：我以为，王崧舟的《长相思》一课(这样的言说总有点怪怪的，人要抽身而出看自己，难!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神经病)是在诗(词也是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着一种“和解”之道。
诗是不可解的，但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抑或说是一种教学策略上的悖论。诗被卷入课程，既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不幸。语文老师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保护“诗”的存在，使她免于被拆解、被蒸发。在《长相思》一课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王崧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的艰难守望和维护。“诗”之不幸，就在语文老师漠视“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诗”是一个极易被糟践和摧残的小生命，教学上稍不留神，我们就可能毁掉“诗”的存在。其毁灭之道，即在于将“诗”置换成另一样式的言语存在。诗是不能搬家的，做为诗栖居的言语形式就是她唯一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像“树”，一挪就死。因此，一个有智慧的语文老师，教诗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教诗。让“诗”凭着自己的言语存在说话，让学生直接贴在诗的面颊上感受她的诗意。
王崧舟的《长相思》，走的大约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保护“诗”，就是保护“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这种保护的最佳策略就是诵读。我们可以从“器”和“用”的层面上理解“诵读”，但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有必要从“道”和“体”的高度看到“诵读”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本体论上的意义。诗活在诵读的当下，诵读保护了诗的存在，诗即诵读。于是，我们看到，在王崧舟的《长相思》上，不管学生懂与不懂，先让学生读了再说。让《长相思》在诵读中流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读正确、读流利”的问题，这是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深刻尊重和理解。
诗不能诉诸理性，诗只存在于直观、直感和直觉之中，对于诗的了悟是当下的、瞬间的，这就是所谓的“意会”。《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跟黛玉学诗，香菱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她举例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个‘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宝玉听了香菱的讲诗赞道：“既是这样，也用不着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如果说“完形”是诗之不可解的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因素的话，那么，“意会”就是主体论层面上对诗是不可解的又一注脚。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总是不厌其烦的让学生交流读词的感觉，前前后后不下十多次。其实，唤醒感觉的过程，就是意会的过程，就是激活诗意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直觉内省、体验感悟的情感色彩。用维柯的话说叫“诗性逻辑”，用卡西尔的话说叫“隐喻思维”。在我看来，“意会”是一种比言传更本质、更内源、更真实的生命方式。这种意会，不光基于直感和直觉，还基于联想和想象。事实上，对诗的意会，是一个直觉和想象纠缠不清的过程。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前后安排了四次不同类型的想象。读词后谈印象是一种再造想象，听诵读看画面是一种表现想象，听音乐写故园是一种创造想象，多维度问作者是一种角色想象。这里的种种想象，既是对词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又是对词做为一种召唤结构、一种空白张力的主动回应。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王崧舟正试图以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进行着艰难的突围和颠覆。换言之，他努力想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互信互谅的和解。之所以尝试这样的突围和颠覆，我想个中缘由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诗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他不能不考虑学生的言语解读习惯和言语思维方式。
第二、在小学阶段学诗，他不能不尊重学生的生活积累、人生积淀和文化底蕴。
第三，在教学评价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型之前，他不能不顾及仍然流行着的古诗词学习效果的检测方式和标准。
于是，他不得不冒着“诗一解就死亡”的风险，在“可解”的沼泽地上艰难的跋涉着。我们从中发现王崧舟课堂教学的两处细节，这可以成为这种尝试的标识：
一、在学生默读思考《长相思》的大意后，他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作者的身在哪里?作者的心又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是对“解诗”的一种打探。这种打探有着明确的方向性，这种打探必须基于词义的初步理解，这对诗的存在而言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动作。但这种打探并不死扣词中的字眼，他不想“字字落实”，不想因此将学生的诗性思维与字词的肢解绑在一起。他想通过这种打探，让学生对其中的诗意引发一种敏感和警觉，学生对此的回答不一而足，但这无伤诗之大雅。
二、在学生沉入词境后，他采用互文印证的策略，用纳兰性德另一首词中的一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来引发学生对词的深层意蕴的解读。这种侧面的、迂回的解读策略，依然折射着王崧舟对诗的“可解”与“不可解”的矛盾之情。互文做为一种解读策略，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但互文策略用在这里，王崧舟是有自己的主张的。那就是借助“互文”在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谅解备忘录。诗说到底是对人生、宇宙的一种直观的洞悉，对事物的一种普遍性的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只能去“见”去“会”去“悟”。但是，诗毕竟是一种言语的存在，尽管这种言语以自足和完形存在着，她处处设防，她把自己保护的严严实实。但百密终有一疏，只要有一条缝，只要有一孔眼，我们就有窥见的机会和可能。正是这样的一条缝、一孔眼，让诗暴露了自己最隐秘的灵魂，于是，诗终于在自己的疏忽中败下阵来。这才给了王崧舟和王崧舟们以“解诗”的可乘之机，一片中间地带在跋涉中被他们发现了。
但不知这种发现，对“诗”们而言，是幸耶?是不幸耶?
5、别把“收集”、“合作”、“探究”作摆设──《落花生》教学反思
自从进行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学习了一些新课程的新理念、新方法，观摩了一些新课堂，也进行了一些实践，自认为是一个是一个新课程的忠实执行者。可当我“顺利”上完《落花生》这篇课文时，我才发现自己竟把新课程倡导的“收集、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当作了摆设。
为了一改过去教师在课堂上满堂灌或是满堂问，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的状况，新课程倡导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让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小组合作、探究性学习等方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
明明是赞同新课程倡导的这些学习方式，明明在自己教学实践中做，可我更多地是把这些学习方式当作了摆设，这是我教完《落花生》这篇课文后才发现的。《落花生》是一篇传统课文，我已执教过几次了，而且课文内容比较简单。因此，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完全丢掉了教案。我先让学生预习，然后检查预习情况，接着用了“花生的好处有哪些?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作者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课文有什么写作特色?”等几个问题引导学生轻松学完了课文。正当我为自己驾轻就熟地教完这篇课文而自鸣得意时，我无意中翻开了教案，闪入我眼帘的“收集”、“合作”、“探究”等词语让我的脸刷地红了。我预设的这些学习方式都成了摆设，我的课堂教学看似顺利，可是从新课堂的要求来看，实则是一堂失败的阅读教学。
接着，我反思了自己的其它课堂教学，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虽然教案中有“收集”、“合作”、“探究”等预设的学习方式，但很多时侯，我在课堂上几乎成了唱独角戏，或者是用一个个问题牵着学生跟我走，忽视了学生的主题体地位，忽视了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究其原因，我为自己找到了这样几个理由：
1、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没有电脑，缺少书籍，到哪儿收集?即使安排了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去收集。
2、在平常的学生合作中，课堂看似热闹，可没几个学生在真正地讨论问题，多数学生只是在当听众。
3、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限，探究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何况又耽误时间，课堂上哪儿有那么多时间让他们探究?
可是，我马上又推翻了自己的理由。没有电脑和书籍，就不能收集了吗?可以问老师、家长。没有几个学生真正地讨论问题，就可以不安排合作吗?可以激发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探究难度大、费时间就不组织探究吗?可以逐步教会学生探究的方法，可以安排学生课外探究。更何况，学生现在收集、合作、探究的效果不好，最起码可以培养他们这方面的习惯，等他们条件具备了，能力增强了，不就能很好地采用这些学习方式去自主地学习了吗?而教会学生学习不正是教学的一大目标吗?
自己和自己交锋了几个回合后，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新课程倡导“收集”、“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太有必要了。它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课堂有生机，更是为了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实现教会学生学习的目标，促使学生终生学习。
因此，我对自己说，别把“收集”、“合作”、“探究”作摆设。
6、风云突变“及时雨”──《“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教学反思
教学《“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还有老师听课调研。原以为学生头一天在家按要求预习了，信心十足，预计完成第一部分“父母的评价有什么不同”没有问题。谁知开课才发现，班上大部分同学没有预习，书上干干净净没有丝毫批画的痕迹。没办法，只好要求大家朗读课文三遍思考预习提示。有些学生这时才查阅字词典，了解词义。等大多数同学完成预习，时间已经过去大半。等到来学习第一部分，只有两三个学生举手，一个学生刚发言，下课铃已经响了。
这一节课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是学生课前预习没有完成，迫使我调整内容。可是课堂上为什么只有少数学生举手发言？客观上是有教师听课，学生没有心理准备。但是主观原因还是教师没有及时调动学生情绪，没有及时引导他们主动探究，自由表达的兴趣。
看来，课堂教学风云突变时，调整教学内容，调动学生情绪是救场的“及时雨”，教师在这两方面还要下工夫。
7、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后反思
可能缘于本人对古诗词的喜爱，总想把课堂定位在唯美的诗意当中，所以开课中，总是引用了大段的排比、成语、反问，意图通过自己的渲染，在学生和文本之间，铺路架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当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也有一些副作用，可以这么说我的渲染有时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时却是“乌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我今天执教了《跨越海峡两的生命桥》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所以我用“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作为反思的题目。
这篇文章是人教版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组课文中的一篇，这组课文的主题是“爱”，所以我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就注重了文本的人文性。具体的教学目标制定如下：
1、读懂课文，理解“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读中体会本博士和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质，感受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
三十五钟下来，第一个目标完成情况良好，第二个教学目标也基本完成，但在“海峡两岸人民的血泳亲情”的感受方面还有所欠缺。因为本人在解读文本时，仅仅把文本解读的高度定在“关爱”这一层面上，对于“血脉亲情”的两岸同胞情忽略了。
课堂中出现的几个亮点我数来自于教师的渲染煽情：
一、成也萧何
1、当学生找到说明骨髓移植的难度大的词语“谈何容易”时，我让学生解释这个词，学生答曰：“不容易。”“很困难”。我并没有止住脚步，而是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谈何容易”是“谈起来都很困难，何况是去做。”当我动容地解释完这句话时，看到学生的表情凝重了，他们已经从这四个字中领会到骨髓移植的方法实施起的难度太大了。这是文章的“眼睛”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教学目标二就很难过错成，所以在这一点的讲解上，我是成功的。
2、当学生理解“台湾青年的骨髓，终于从身躯里涓涓流出……”这句话时，只能停留在字面意思上，流出的仅仅是骨髓，这时，我让学生转换角度，把自己当成台湾青年李博士，设计了一段采访词：“你难道不想知道亲人的安危吗?”“你难道不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吗?”、“冒着生命危险而无人知晓，值得吗?”……一系列的排比问题下来，学生再读句子时，说出了这样的笑：涓涓流出的台湾青年的关爱，是海峡两岸的深情等等。这是我创设情境后，学生的灵光涌现，对于完成教学目标一、二都奠定了基础。
二、败亦萧何
课堂中的几处不如意，同样来自我的语言、语气不得当：
1、当学生对里氏7.3级地震不熟悉时，我出示了唐册大地震的时候，有一段深情的解说词，可是当我解说的时候，看图片的学生竟觉得地震后的唐山废墟很有意思，有几个学生甚至笑出了声音，更为糟糕的是我没有理会，只顾自己继续“深情”地解说，原本应该非常成功的教学环节，此时此刻教师的解说去变得非常“刺耳”。课标要求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要求渗透到阅读教学中去并提出具体要求：“关心作品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当学生出现了价值取向歪曲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纠正，是因为我急于把自己认为写得很感人的地震介绍展示出来，虽然勉强把我准备的文字介绍完毕，但收到的教学效果却非常不好。
2、课堂最后，我设计了一个练习：如果你们是小钱，遇到了捐献骨髓的台湾青年，你会对我说些什么?学生对我说的都是：“谢谢你!”之类的感激的话，而我去激昂地大段大段地陈词，诸如海峡两岸骨肉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学生成为课堂的听众，把我自己推到了课堂的中心，取代学生的“主人”地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我担心学生说得不好，就自己取而代之，没有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三、几点启示
1、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是课堂教学中的绝对主角，教师是绿叶，走学生盛开时的背景和衬托，教师不应剥夺学生原来就少之又少的宝贵的阅读时间。教师只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学习。
2、课堂是师生交往、交流的动态舞台：
教师备课后的教案，不能亦步亦趋地在课堂上展示，把学生当作观众、当作读者，即没有沟通也没有交往，更不用说动态生成。教学归根到底是一种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中生成，在生成中内化，在内化中增长。当教学出现“意外”时(如我在介绍地震资料时)，当学情发生变化时，教师应立即调整教案。
3、正确把握文本的内涵，引导学生树立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根据个人的喜好取舍。如本文中第二个教学目标完成得不理想，就是缘于我对台湾关系的敏感造成的。
四、一个教学片断的修改
拓展：
1、《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是什么?
2、假如老师是小钱，你们是为我捐献骨髓的台湾青年，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我们之间地说些什么?
(创设对话情境，老师向学生提问：是什么让你不顾个人安危、家人安危救助我?你的家人现在安全吗?等等。引导学生感受互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
8、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和解”──《长相思》课堂教学反思
打着我的提灯，
我找到了一个人：
我。
我观察他。
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一个“文本”。按照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文本一旦完成，作者就已经死亡。在这里，对这一命题我权且做一次教学论上蹩脚的迁移：
“课堂教学一旦完成，执教者就已经死亡。”我抛出这样一个观点，意在强调“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当课被执教者演绎完成后，课的意义已经不再为执教者本人的意图所支配，“课”用自己的存在向每一位听课者言说它自己的意义。这个时候，不管你愿意与否，执教者只能将自己转换成听课者的角色重新倾听“这一课”的言说。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有了课后的王崧舟与课中的王崧舟之间的对话：我以为，王崧舟的《长相思》一课(这样的言说总有点怪怪的，人要抽身而出看自己，难!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神经病)是在诗(词也是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着一种“和解”之道。
诗是不可解的，但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抑或说是一种教学策略上的悖论。诗被卷入课程，既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不幸。语文老师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保护“诗”的存在，使她免于被拆解、被蒸发。在《长相思》一课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王崧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的艰难守望和维护。“诗”之不幸，就在语文老师漠视“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诗”是一个极易被糟践和摧残的小生命，教学上稍不留神，我们就可能毁掉“诗”的存在。其毁灭之道，即在于将“诗”置换成另一样式的言语存在。诗是不能搬家的，做为诗栖居的言语形式就是她唯一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像“树”，一挪就死。因此，一个有智慧的语文老师，教诗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教诗。让“诗”凭着自己的言语存在说话，让学生直接贴在诗的面颊上感受她的诗意。
王崧舟的《长相思》，走的大约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保护“诗”，就是保护“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这种保护的最佳策略就是诵读。我们可以从“器”和“用”的层面上理解“诵读”，但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有必要从“道”和“体”的高度看到“诵读”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本体论上的意义。诗活在诵读的当下，诵读保护了诗的存在，诗即诵读。于是，我们看到，在王崧舟的《长相思》上，不管学生懂与不懂，先让学生读了再说。让《长相思》在诵读中流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读正确、读流利”的问题，这是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深刻尊重和理解。
诗不能诉诸理性，诗只存在于直观、直感和直觉之中，对于诗的了悟是当下的、瞬间的，这就是所谓的“意会”。《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跟黛玉学诗，香菱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她举例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个‘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宝玉听了香菱的讲诗赞道：“既是这样，也用不着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如果说“完形”是诗之不可解的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因素的话，那么，“意会”就是主体论层面上对诗是不可解的又一注脚。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总是不厌其烦的让学生交流读词的感觉，前前后后不下十多次。其实，唤醒感觉的过程，就是意会的过程，就是激活诗意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直觉内省、体验感悟的情感色彩。用维柯的话说叫“诗性逻辑”，用卡西尔的话说叫“隐喻思维”。在我看来，“意会”是一种比言传更本质、更内源、更真实的生命方式。这种意会，不光基于直感和直觉，还基于联想和想象。事实上，对诗的意会，是一个直觉和想象纠缠不清的过程。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前后安排了四次不同类型的想象。读词后谈印象是一种再造想象，听诵读看画面是一种表现想象，听音乐写故园是一种创造想象，多维度问作者是一种角色想象。这里的种种想象，既是对词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又是对词做为一种召唤结构、一种空白张力的主动回应。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王崧舟正试图以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进行着艰难的突围和颠覆。换言之，他努力想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互信互谅的和解。之所以尝试这样的突围和颠覆，我想个中缘由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诗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他不能不考虑学生的言语解读习惯和言语思维方式。
第二、在小学阶段学诗，他不能不尊重学生的生活积累、人生积淀和文化底蕴。
第三，在教学评价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型之前，他不能不顾及仍然流行着的古诗词学习效果的检测方式和标准。
于是，他不得不冒着“诗一解就死亡”的风险，在“可解”的沼泽地上艰难的跋涉着。我们从中发现王崧舟课堂教学的两处细节，这可以成为这种尝试的标识：
一、在学生默读思考《长相思》的大意后，他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作者的身在哪里?作者的心又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是对“解诗”的一种打探。这种打探有着明确的方向性，这种打探必须基于词义的初步理解，这对诗的存在而言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动作。但这种打探并不死扣词中的字眼，他不想“字字落实”，不想因此将学生的诗性思维与字词的肢解绑在一起。他想通过这种打探，让学生对其中的诗意引发一种敏感和警觉，学生对此的回答不一而足，但这无伤诗之大雅。
二、在学生沉入词境后，他采用互文印证的策略，用纳兰性德另一首词中的一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来引发学生对词的深层意蕴的解读。这种侧面的、迂回的解读策略，依然折射着王崧舟对诗的“可解”与“不可解”的矛盾之情。互文做为一种解读策略，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但互文策略用在这里，王崧舟是有自己的主张的。那就是借助“互文”在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谅解备忘录。诗说到底是对人生、宇宙的一种直观的洞悉，对事物的一种普遍性的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只能去“见”去“会”去“悟”。但是，诗毕竟是一种言语的存在，尽管这种言语以自足和完形存在着，她处处设防，她把自己保护的严严实实。但百密终有一疏，只要有一条缝，只要有一孔眼，我们就有窥见的机会和可能。正是这样的一条缝、一孔眼，让诗暴露了自己最隐秘的灵魂，于是，诗终于在自己的疏忽中败下阵来。这才给了王崧舟和王崧舟们以“解诗”的可乘之机，一片中间地带在跋涉中被他们发现了。
但不知这种发现，对“诗”们而言，是幸耶?是不幸耶?
9、让“真情”充满课堂──《“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教学反思
上课铃一响，我拿着课本愉快地走向教室。这节课我要上的内容是语文（人教版）第九册的第１９课《“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篇课文讲的是作者童年时，父亲和母亲对他的作品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母亲的爱是“灵感和创作的源泉”，而父亲的“警告”则是时常提醒自己“小心，注意，总结，提高”。作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认识到两种评价对自己健康成长的必要性，而且还认识到这两种看来截然相反的评价所蕴含的共同点：那就是爱。对于教学这篇课文，我还是胸有成竹的，因为课前我精心做好了准备，而且这篇课文我还教过几次了。
课堂气氛很好。几年来我已经和我的学生建立了较深的感情，课堂上也建立了较民主的关系。我们都投入在课文的学习之中，小组讨论学生畅所欲言，纷纷谈自己的理解。整堂课的各个环节都很流畅。当我结合课文内容，讲到“成年后，作者越来越多体会到儿时是‘多么幸运’。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有的学生回答：因为“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它们像两股风不断地向作者吹来。作者谨慎地把握住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哪一股风刮到。有的学生回答：因为“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两个极端的断言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其他学生都纷纷结合课文中作者的感受和自己的理解来谈。
就在这个时候，班里的陈嘉彬同学举起手，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一种急切的心情，于是我请他说说自己的想法。他站起来，稍作停顿后说：“我不赞成作者的说法。如果像他说的那样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教育我的话，那我就会糊涂，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听谁的。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幸运。”他的话引起了全班学生的一阵哄动，学生们纷纷在私下议论开了，在一片的议论声中我听到了有赞成也有反对的声音。对于他的发言我好像有那么一点惊讶，也好像有那么一点情理之中。因为陈嘉彬同学的发言，如果在传统的课堂教学里是不会听到的，但是我庆幸的是在新课改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学生的内心的话、与书本观点不同的话都可以在课堂畅所欲言，学生的个性特点可以张扬，这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师生平等关系的一种肯定。
这时，我灵机一动：为何不来个“以学定教”，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课堂大讨论呢？
我的想法得到全班同学的赞成。
有的学生说：我还是赞成作者的说法。因为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作家。
有的学生说：对！我们不是有一种传统说法叫父母分别扮演白脸和黑脸来教孩子吗？所以我也赞同作者的说法。
有的学生说：传统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吗？传统的东西也有许多是不好的，用在现今社会是不合适的。比如传统常说‘食不言，寝不语’。我看就不适合我的家。我们白天都不回家，晚上吃完饭后，我们都各自忙自己的事。如果不是在晚饭时间边说边吃，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了解各自白天的事了。我看白脸和黑脸的说法就不一定对！
有的学生说：如果不这样，那你认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有的学生说：我希望我的父母教育我时（态度）一致。要么是表扬，要么是批评。
有的学生说：而我则只要我的爸妈指出、批评我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我表扬多了容易骄傲。
有的学生说：我希望我的爸妈在我做得好的时候一致表扬我，在做得不好的时候一致批评我。
……
学生们个个都那么投入，脸上红通通的。下课的歌声响起来了，我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叫停了学生们激烈的讨论。我非常肯定所有学生的发言。还特意表扬了有不同观点的学生。针对刚才学生的发言，我因势利导：“你们有这样的想法，你们的家长知道吗？今天晚上请你回去与家长谈谈你们的想法，并且把你们谈论的结果写下来，告诉我，好吗？”下课了，我笑着与学生点头再见，高兴地离开教室。教室里仍旧一片议论声。
从课后学生写的情况和后期与家长的交流情况来看，学生与家长通过课后的谈心，在教育孩子的态度这一方面，家长与学生基本上达成一致的看法。有的学生在日记本上写道：我很高兴我的建议得到我的父母的赞成。看来，只要是好的建议，父母还是接纳的。
有的家长还说道：我们很喜欢孩子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与我们沟通，希望今后多做这样的作业，这是引导我们进一步走进孩子心里的很好的做法。
课后，我还时时回味着这节课的教学。曾几何时，我们的课堂教学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每次的研究课、竞赛课、展示课上，看到的是教师和学生精彩的“表演”。扪心自问，对于学生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还需老师指导学生读通读懂吗？对于学生早已倒背如流的答案，还需教师去启发、点拨吗？我认为：一节成功的课，课堂应当激荡着师生丰富而真实的情感。课堂应关注的不是既定知识结论的有效传递，而是应该关注活生生、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以及学生在课堂中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成长。由此，课堂教学的本质意义，已不仅在于教知识、教技能，而在于努力地促进学生智慧、精神、情智等多方面的综合生成。新课程理念一再强调：课堂上教师的一切行动要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听到的要是孩子们富有童真童趣和个性的真实的声音。
在教学《“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时，学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于书本的见解，主动地参与，在课堂上积极地和同学争论，课堂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课后与家长的讨论，使家长与孩子的心连得更近。这样富有生机的课堂，使我对新课标有了更深的理解，使我对新课标下的教学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思考：让教学回归生活，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学到的是鲜活的能使他有深刻感受的东西。